找回自己文化的根基
2012年我接受PMI-China的邀請並透過其安排，完成生平第一次分別到北京、深圳及上海三個城市，以「鄭和七下西洋成功專案」為題的「巡迴演講（Road Show）」。在此之前，我在台北、高雄及香港及另兩家台灣企業也更各講過一場。算是我所有演講中持續最久（2007~2013年）、聽眾累積最多的（將近3,000人）、也是得到回響最多的演講。我講「鄭和」的目的是要實現我長久以來一直希望從我們傳統中華文化及歷史中挖掘出可以驗證現代管理「方法論」的許多典範。更重要的是，當華人社會只會一味地追求西方文明而忽略了自己所曾擁有睥睨全球、舉世稱羨中華文化的當下，使我這個曾是「海外遊子」在「鄉音未改鬢毛衰」的時候，自覺有一種莫名的「使命感」，去激發出所有的華人對傳統中華文化的認同，及恢復應有的「文化自信心」，尤其，許多已移民海外好幾代的華人，仍願保留些許優良中華文化的「底蘊」。
我在每一場「鄭和」演講的開場都會宣揚以上我這些想法；我尤其告訴大陸的聽眾「我不同的『特殊成長背景』，使自己認為這是件『捨我其誰』的事」？因為我是生長在當年台灣威權體制下，一面接受傳統中華文化的薰陶與禮教的約制（當大陸在搞「文化大革命」時，台灣在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從小接觸「儒家思想」、初中讀唐詩宋詞、高中念四書五經、古文觀止）、一面又熱烈擁抱西方開放民主的思潮與崇拜其藝術、音樂、文化與時尚。當這兩種文化不斷地衝撞時，我們那個時代的年輕人做了一個了不起的選擇──我們堅守自己文化的根基，卻學習西方的科學文明；我們在瘋狂地唱西洋歌曲／熱門音樂之餘（我當年為Beatle、Bee Gees、Joan Baez, Bob Dylan著迷到廢寢忘食），仍發起「唱自己的歌運動」（所以之後風起雲湧的「校園民歌」奠定了今日全球華人能用自己的語言享受自己的音樂的基礎，並創造了自己的歷史）；我們在習慣保守的民風與傳統的價值下，卻也仍不斷向箝制我們思維的威權挑戰。那就是我們生長在台灣的那一代(出生在1945~1964年間所謂的「戰後嬰兒潮（Baby Boomer）」)人；其中在大學畢業後有1/3以上的在到歐美留學，卻只有低於其中1/3的人「學成歸國」。而這批人擁有東西兼具的優質文化底蘊，在他們目前即將邁入退休或已為退休之年時候，許多人與我一樣，「返璞歸真」地找回自己的文化血緣與價值。我們這一代人中有不少在大陸已極負盛名包括郎咸平、余四維、曾仕強及傅佩榮等來自台灣的飽學之士（我更為欽佩曾仕強教授對「中國式管理」詮釋的精闢入裡及傅佩榮教授對「儒家思想」等傳統中華文化與智慧認識的淵博），他們都比我更積極、廣泛及有效地想發揚光大我們文化的精髓。
第一次講鄭和是在2007年11月12日GPAC在台北晶華酒店舉辦的「國際專案管理論壇（International Project Management Forum, IPMF）」，由於現場400位與會者當中，有來自10餘個國家50餘位國際講者或專業人士，所以大會要求所有的演講及投影片均要使用英文。記憶猶新的是當我一開始問現場來賓有沒有聽過「鄭和」這號人物時，現場老外無不「面面相覤」毫無反應，但問到「哥倫布」、「麥哲倫」時則情況完全相反而立即舉手（其實我一點也不覺意外）。後來，我把「鄭和」重新以中文改寫，並增加許多的史料與圖表（將最初以30~60分鐘為限的內容延長到2小時），遂陸續完成上述的「巡迴演講」。
2012年起在北京、深圳、上海我另外啟用「中文完整版」且有充裕的時間與現場聽眾互動，而讓我充分享受「傳遞理念」的樂趣。我特別還加了不少「料」，與大陸聽眾進一步討論若干文化「根基」的問題，尤其我嘗試以只能算淺薄的知識講一些簡單易懂的「儒家思想」。譬如說，鄭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宣揚大明王朝的國威，且要以悠久的中華文化來教化蠻夷之邦，並建立「朝貢系統」，讓五湖四海諸國向大明歸順。最重要的是力行「儒家思想」中的「王道精神」，即不以武力侵犯掠奪所到之國，而以文化交流、文明輸入、協助平亂、濟弱扶傾及發展友誼與和平的外交關係為主。非常明顯地有別於後來西方的航海探險全是為了圖利自己的經濟發展。為此，他們不斷以「霸道主義」侵掠弱小民族的財物、霸佔其土地、奴役其人民，而建立成他們的殖民地。
至於，所謂「朝貢」基本上就是中國歷朝歷代「自大愛面子」的根深蒂固的一種習慣而已，並非是想「佔他人便宜」，只是「逞一時虛榮罷了」。有一點類似「黑幫老大」的行為，只要你叫我一聲「大哥」，且絕對不會跟我爭老大的地位，知道如何尊崇、禮讓大哥（如「有好酒食先生饌」），那你有事找大哥，大哥就幫你（保護你）。事實上，大多的朝貢國拿的可能比給的還多（你送大哥十頭騾，大哥覺得「爽」就賞你二十匹馬）。在中國歷史上，為鄰近弱國出兵救援的例子太多了（尤其是古代的「朝鮮」、「高麗」）。而鄭和當年下西洋，更是為剿滅南亞海盜、平定一些國家的內亂，並協助「救亡圖存」，可謂是「有王道精神的『老大』」。我那次在北京特別引用〝周文王問姜太公治理天下之道〞來講「王道」，姜太公說：「行王道的國家令百姓富足，行霸道的國家令士階級（讀書人與軍人）富足，僅能生存之國只有大夫（政府官員）富足，將亡之國的君王私庫富足，因為上層滿溢而下層漏失。」而若以三千年前姜子牙的這段話來檢驗當今世界的任何國家，相信仍百分之百適用。
我在深圳及上海時則談到中國幾千來都稱為「禮義之邦」，曾幾何時，一直被中國視為需被教化的那些西方「蠻夷之邦」，現居然數落中國的「不文明」。其實，現被認為是「普世價值」的文明（包括自由、平等、民主、人權、法治、禮貌、尊重他人、道德觀、公德心…）許多都源自於中國（如孟子的「民本思想」及許多「諸子百家」的主張），或是我們固有的道德與民族精神（如禮、義、廉、恥的「四維」及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八德」）。而大部份這些優良的傳統文化還都多能保存在台灣。我經常告訴想要到台灣「自由行」大陸粉絲們「台北除故宮博物院、若干知名景點與101大樓及其週邊區域外，實在沒啥好看的，因論高樓大廈的造型與氣派早就都比不上北京、深圳及上海的了，其他縣市的建設您們可能認為更不起眼；但是您們一定要去搭台北或高雄的「捷運」或其他大眾運輸系統及到過任何公共場所、吃吃夜市或一般的餐廳、逛逛24小時不打烊的書店、與當地人接觸聊聊天，您大致就會知道什麼叫『文明』及『禮貌』；而您若更能深度地「環島旅遊」，更會發現台灣真保存了不少傳統文化…」。我常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詮釋「儒家式文明」，那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如公眾場合絕不大聲說話，以免影響他人）」及所謂的「同理心（如不要讓無辜的人吸到二手煙）」，那就是人與人間「以禮相待」的最基本的元素。
我藉「鄭和」的演講不只是讓老外知道中華文明，更向大陸的菁英們宣揚我們自己應該了解卻不了解的中華文化，可謂意義深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