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緣起
2013年8月30日「林端紀念學會」於高等研究院舉辦第二次籌備會議時，黃光國教授提出危機與轉型的雙重壓力：這裡面包括資本主義過渡的發展、大陸的三個危機（1.創造力的危機2.貪腐的危機3.文章抄襲的危機）與台灣如何因應全球化的壓力。與此同時，儒家文化在民間也以另外一番面貌與台灣創造力相結合，為了探索此一股在民間興起來的隱性力量、也為了擬定年度工作計畫，開始有了籌備此一座談會的計畫，並將原先只是理念的關心，希望付諸行動上的實現。
此外，黃光國教授也指出，誕生於西方近現代社會的理論及其核心概念，當它尋求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價值標準時，應考慮“適用”於不同的歷史、社會與文化的特殊性。尤其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儒家倫理的核心價值觀如何轉化，又如何以全新的面貌重新展現，也是與會的成員共同關心的課題。但此一議題涉及甚廣，非三言兩語所能概括，於是吳玉山教授提出會前會的想法，大家共同先組織一個小型會議，凝聚議題，然後再研擬主題。籌備會中黃院長提出「儒家傳統與社會科學」作為會前會的主題內容。
會前會於2013年12月5日下午2時30分，假台灣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會議室舉辦。會議由黃俊傑院長主持，共有六人參與討論：主持人黃俊傑院長、理事長黃光國教授、吳展良教授、吳玉山教授、石計生教授、黃源盛教授教授（按會議進行次序排列），每人發表時間的長度為15-20 分鐘左右。雖然這只是一個會前會，與會的學者們因為不受制式化的會議議程限制，反而更能夠暢所欲言，使討論極為熱烈精采。
會議內容
會議開始由黃俊傑教授（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致詞，並於會議過程中指出會議的核心問題是文化的，是大是大非與人情義理的拿捏與堅持，歷史審判、歷史定位與文化人的自我期許，它既是大是大非，也是人情義理；另一方面黃俊傑院長又提出另外一個核心的觀點，西學東漸下，華人的身體由兩部分組成，西學的上半身與傳統的下半身。西學的上半身裡最重要的就是個人主義。
鴉片戰爭以後，西學的上半身與傳統的下半身之間始終沒有找出一個最好的相處之道。選擇西學的上半身作為文明的主要內涵，還是選擇傳統的下半身、大是大非與人情義理的拿捏作為文明的主要內涵，這是鴉片戰爭以來，所有華人社會的困境。在台灣一再強調民間社會的可愛，就是因為大是大非與人情義理的拿捏，仍然還在社會起著作用。我們不能接受五、四以來的全盤西化，但需要以更具前瞻性、更具現代性的眼光拿捏大是大非與人情義理，不要在短視近利的盲目中被西化的大潮所淹沒。這是這個研討會的期望，以及未來的想要努力的方向。當文明與文明之間，只剩下冰冷的的經濟實力與政治實力的優勝劣敗，人情味與和平共存可能更應該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會議的第一場由黃光國教授（台灣大學心理系講座教授）開始，論文的主題是〈儒家思想研究對社會科學本土化的意義〉。他再度對西方的科學主義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質疑，認為這種西方式的科學主義，無法用來分析獨具華人文化特色的社會。於是黃光國教授從心理學的角度提出的「含攝文化理論」，希望透過理論的建構，“克服現代心理學之父Wilhelm Wundt（1832-1920）未能以科學方法研究文化的難題。”黃光國教授認為的「含攝文化理論」既具特殊性，只針對華人的特性作分析，又具普世性，也可以分析其它文化類型的人類社會。黃光國教授想要「依照文化心理學『一種心智，多種心態』的原則（Shweder et al., 1998），整合Vygotsky（1896-1934）所主張的『意圖心理學』（intentional psychology）和『科學心理學』（causal psychology）。…建構既能反映人類共同心智（universal mind），又能說明特定文化中的人們心態（mentailities in particular cultures）。」
吳展良教授（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討論的主題為〈中西文化基本特質的比較觀芻議〉。認為中西文化基本特質的差異，在於西方文化重視個體性，中國文化重視整體性，他認為整體性與個體性需相輔相成，不得偏廢「整體性高度發展，需提升個體性，個體性高度發展，則需提升整體性。物極而反，這是兩者相需且相輔相成的根基。」
吳展良教授對中、西文化的比較是多方面的，他的整體性與個體性的比較包羅甚廣；舉凡家族主義與個人主義之外，還包括思想、文化、語言、藝術、宗教；認識論、世界觀、形象觀等，都作了全面性的比較。由於個體性思維與整體性思維各有所偏，譬如個體性思維可以建立普遍而有效率的運作方式，整體性的思維可以帶領生命安頓，兩者缺一不可。
中國現代化了之後，不能只重視生命安頓的整體性思維，有效率的個體性思維，想要走向現代化的中國也必須亦不得不走上的路徑。因此，如何使個體性思維與整體性思維相輔相成，成為近現代的重要課題。吳展良教授特別擔心某一個面向的過渡偏重，會擠壓到另外一個面向的發展，所以特別擔心台灣個體性思維，過渡發展的隱憂。
吳玉山教授（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的主題是〈 政治學：在民主於儒家之間〉，探討西方概念能不能分析儒家文化影響下的民主政治與政治活動。
吳玉山教授像黃光國教授一樣，探討使用實證科學的方法分析華人政治文化的困境。因為很多傳統的價值理念無法用西方的概念去分析。譬如吳玉山教授說：「傳統西方的民主理論，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是民主所不可或缺的理念基礎，而儒家則崇尚集體與層級，…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透過恩情，它不是市場上面的操作，…不是用數量而是用感情、感覺、恩惠、報答，我覺得有一整套的詞語在西方世界裡頭看不到…，即使favor在西方也不是中文裡頭的恩。」從這種邏輯下來，會得出儒家的價值體系不符民主概念。然而當大家繼續討論到儒家文化裡的王道、尚賢政治，大是大非與人情義理等概念時，這些概念在某個程度裡表達出另外一種普世價值與主權在民的想法。所以吳玉山教授認為這是兩個完全不一樣價值的價值體系，因為兩個價值體系的不同，就用西方的分析概念作標準，否定這一套價值體系，可能也有待商榷。至於這兩種價值體系能否彼此相融，能否進一步的整合，還必須要進一步在理念上作紮實的準備功夫，才有可能更進一步展開對儒家的政治學研究。
黃源盛教授（政大法律係教授）的講題是〈儒家傳統與刑法中倫常條款的存與廢〉，直接從經驗事實裡說明西方的法律如何慢慢取代具儒家傳統特色的倫常條款。在這個取代的過程裡，按照黃源盛教授的說法是個人自由權利的本位，取代了傳統中華法系以家族、倫理義務的本位；從家族整體轉成個人，從倫理轉成自由，從義務轉成權利。
這樣轉換的過程，按照黃源盛教授的看法，從「1902年到1911年，經過清末晚清的變法修律後，中華法系就結束掉，引入西方的法律，所以這套法律在專有名詞上叫『繼受法』，大陸叫『移植法』，我們傳統的中華法系叫『傳統法』或者『固有法』，傳統法有個特色就是儒家思想主流，尤其隋唐之後叫禮教。」但是在轉換過程中，「傳統法」、「倫常法」並沒有完全被「移植法」所替代掉，帶有傳統儒家色彩很濃的「倫理義務」仍保留在法律條文裡。以當代各國的法例來看，台灣的趨勢不可免也將朝向去除倫常法的方向發展。然而在不可免除的大趨勢下、繼受西方採用個人權利本位的法思想之下，也能照顧到倫理義務本位的文化價值，是未來也應該思考的大方向。
石計生(東吳大學社會系)教授從儒家倫理的角度再結構與大家分享〈陰陽倫常：儒家倫理的再結構與道家身體後現代實踐〉。
所謂儒家倫理的再結構，按照石計生教授的說法，儒家倫理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它已經產生某種程度的再結構了，例如它的核心倫理基礎「『家庭主義』及其衍生出來的價值觀：孝順、不信任感、祖先祭祀等，」已經型構了「當代華人節儉儲蓄、入世實用的經濟行為。」這些儒家倫價值的再結構，也是當今華人能在全球競爭中屹立不搖的主要原因。
但是另一方面，石計生教授認為儒家倫理的價值內容已與現代社會產生斷裂，尤其是如何處理同性婚姻的家庭倫理這一部份，儒家文化的五倫倫理觀可能就不敷使用了。因此如何吸取新的養分，補充儒家的倫理觀，也是研究儒家倫理的學者，不可不思考的問題。石計生教授特別提出道家與儒家對陰、陽這個符號的不同解釋。「這個符號在儒家來講，在五倫的範圍裡面被具體化為男女。」「陰陽這個東西，在道家看來起來一個符號，就符號來講，…道家講的是陰陽，陰陽這東西不只是男女，這個符號就道家身體來講，是要回到一個更根本的一個整體。」在具體社會行為即「一個道路回到太極或無極的渾沌狀態，那個東西和靜坐或身體的操練有關。」因此從陰陽到無極的渾純狀態，按照石計生教授的說法，中間分為三段過程：第一段是未脫家，還沒有離開家，第二段是脫家離開家，第三段是修行。這三段過程將原先儒家思想只處理五倫這一部份，已經擴大成未脫家到修行至渾純狀態，這樣的擴大解釋，就可以解決儒家原先只處理五倫的窘竟。這就是儒家倫理的當代再結構。
會議總結
石計生(東吳大學社會系)教授從儒家倫理的再結構與大家分享〈陰陽倫常：儒家倫理的再結構與道家身體後現代實踐〉。
所謂儒家倫理的再結構，按照石計生教授的說法，儒家倫理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它已經產生某種程度的再結構了，例如它的核心倫理基礎「『家庭主義』及其衍生出來的價值觀：孝順、不信任感、祖先祭祀等，」已經型構了「當代華人節儉儲蓄、入世實用的經濟行為。」這些儒家倫價值的再結構，也是當今華人能在全球競爭中屹立不搖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