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與政治學之間的關係可以分為兩個大的面向來考慮。第一個是從思想方面、理念方面來看在政治學的研究與儒家之間究竟有什麼關聯。第二個是從實際的經驗方向來看，究竟實際上的儒家的想法在政治生活當中，正在扮演甚麼樣的角色。在理念面的部分，又可以區別為三項：一、 儒家（或傳統東方思想）作為一種研究政治現象的方法，是否有可以提供我們做參考的地方？二、 儒家作為一套政治價值的現代政治學，這兩者之間的關聯甚麼？三、 儒家作為一組政治制度，跟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所熟悉或想像要如何改進的政治制度，有甚麼樣的關係？這三個議題是可以清楚區別的，第一個是求知識的方法，是一個方法論上的問題；第二個是一個價值的問題，就是我們認為甚麼在政治上是可欲的？儒家所說的和西方傳統的民主價值之間是甚麼關係？第三個是如果把儒家的理念落實到實際的政治制度上面，它和我們所熟知的西方民主制度之間的關係又是如何？這三者都是把儒家拿來跟西方的優勢典範作對話。在實質面的部分，重點是瞭解儒家在菁英與大眾的政治信念與政治行為當中，究竟扮演怎麼樣的角色，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這裡當然是以臺灣作為中心，但是也應兼及港澳與大陸，甚至韓國與日本等儒家所披覆的區域與國家。
理念面之一：儒家作為一種研究方法
在這一方面，我們可以探討西方的邏輯實證論是否應為有效知識的唯一泉源，特別是在人文與社會科學的這一塊，以及知識的普世主義與本土主義之間的關係，並探求儒家在這樣的思辨當中所可能扮演的角色。邏輯實證論是自然科學方法哲學的核心，並且在科學的進展上顯現了巨大的效能。不過這樣的方法論在試用到人文和社會科學範疇的時候，主要是以一種類推的方式，自動適用過來的，而不是在人文社會科學方面，也已經展現出同樣的有效性，來讓它獲得優勢典範的地位。另一個是知識普世主義與本土主義之間的關係。在自然科學與生命科學當中，普主義是最基本的預設，如果跳出這個最基本的預設，那麼整個學問就不必去講求了。很明顯地原子和物質在東西方沒有不一樣的屬性和反應，然而在人文社會科學的範疇裡，很多人對普世主義其實是有遲疑的。人文和社會科學的研究者去接受普世主義，很大一部份也是因為自然科學的有效性、強勢性，所以自然而然的接受，因此這是一個推論過來的東西，而不是我們已經確定了在人世間存在著普世皆準的知識。在這裡，論辯的主題是方法論，論辯的意義未必是互斥性的選擇，而是探索截長補短、相互補充之處。來成就一個更為完全的方法論。黃老師與呂女士最近的大文即與此一面向的討論有關。
政治學原本有豐富的、多元的理論淵源，但是當代的政治學自然科學化的傾向非常嚴重，而與人文領域越來越脫節，這是值得有識者關心的。就政治學的發展來說，最早主要是政治哲學與政治思想，例如從經典時期的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到中古、近代的思想家（例如艾奎納、霍布斯、盧梭等）。到了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交時、公法學在政治學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美國總統威爾遜就是這樣的政治學者。到了兩次世界大戰中間，人類學研究和社會學研究開始對政治學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然後到了二次大戰以後，又出現了一些心理學、行為學的影響，最後則是經濟學的典範。現在政治學已經被經濟學的研究典範所深刻影響，至少美國的政治學是如此，我們稱它叫「硬核」的政治學（Hardcore political science），而以前那些學科典範所帶來的影響，現在都在被排斥當中，這不是一個很健康的學書發展的方式，所以這一塊我覺得是很重要的，希望從研究方法與儒家傳統的討論當中能夠有所碰撞與增益。
理念面之二：儒家作為一套政治價值
在這裡主要的議題是探討民主與儒家相合性。對於傳統西方民主理論而言，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市民主不可或缺的理念基礎，而儒家則崇尚集體與層級，因此與民主格格不入。是否如此，值得深入探究。尤其儒家的政治價值體系，尚須加以清晰地再現，方有利於討論。具體地來看，西方的基本價值是以個人主義為核心，比較強調平等和自由。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妵過一種市場的方式、契約的方式來建構。在東方比較強調的是整體，以中國的情形來講，講究親疏遠近，比較不會單純地從一個個人的觀點來設想。中國式親疏差序的人際關係很自然地就形成了一個階層，而不是像西洋一樣平面的格局。在中國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是透過恩情，而不是透過市場上、契約上的操作，不是用條件而試用感覺、感情、恩惠，與報答。這裡有一整套的概念和詞語在西方世界是完全看不到的。即使 “fovor” 在西方也不是中文裡頭的「恩」，所以這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的價值體系。儒家這一套價值體系和民主那一套價值體系，彼此的關聯是怎麼樣？儒家的這一套價值體系有可能進得去民主嗎？是一定會有戶斥嗎？即使在民主的體系中大家也知道像共和主義和自由主義，本來也就是有辯論的。儒家事與其中一支的關係比較更為接近嗎？這三者間的關係究竟是如何？我想這裡頭有好多系列的子題可以去研究。
理念面之三：儒家作為一組政治制度
在這裡探討儒家所發展出的政治度，例如以知識與德行決定國家的領導階層與政府官吏，是否與民主相互悖離，還是可以有相互補充之處。簡言之，便是meritocracy與democracy之間的關係。在這一方面，Daniel Bell等人做了一些研究，包括如何將傳統的儒家理念和制度現代化。以前孫中山曾經想要吸納儒家若干理念，包括如果要成為國家領導者，必須通過一個考試。這個考試與我們現在的理解已經不同，現在的理解就是透過考試得到一個分數，而那時候的意思，是希望檢驗一下個人的能力和德行是不是已經到了可以出來擔負公共責任的程度。現在我們可以說當前考試的形式達不到這個檢驗的目的，可是當我們把考試的意義看輕的時候，也就把希望領導人能夠具有一定的德行和能力的那種基本的要求丟掉於是變成「只要大家都覺得好，其實就是好」，這樣就丟失了儒家傳統裡頭對一些基本價值的信仰。我們有可能將這樣的價值召喚回政治生活嗎？我們能夠用儒家來更增益現代民主政治嗎？這裡也有很多的議題可以探討？
我最近看了一個大陸把自己的體制和美國與英國的體制拿來做對比的有趣卡通，叫做 《領導人士怎麼煉成的？》（http://www.youtube.com/watch?v=YLWduXt2vO0），當然是政治宣傳，但是拍得頗為生動。這裡面講中共的制度是怎樣選賢舉能，最後出來一個習進平；而美國又是怎樣競選，然後出來一個歐巴馬，把兩個國家對比起來。這個宣傳卡通是在合理化中共自己的政治制度，其潛台詞是歐美不好從根本否定中國，因為中國的體制就是在組織中一層一層地訓練人，然後透過經驗和能力的表現選擇到最好的國家領導人。中共的方式和歐美的的方式相當不同的，但是就治理的結果來說，很難講西方就比中國好。究竟中共現在拔擢領袖的制度有沒有儒家的中國特色在裡面，後歐美的制度比較起來有沒有可以討論的地方，這些都可以研究。
實質面：儒家的實際角色
這裡探討儒家在現存的東亞社會當中，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包括菁英與大眾的層次。比較細膩的來看，這包括菁英的自我期許與認定、大眾對於菁英的評鑑標準、政治行為的文化系統等等。這些議題，在不同的東亞國家當中展現了不同的風貌，因而可以相互比較，例如非正式政治的比較研究已經是一個研究的重要主題，而這樣的主題是沒有辦法以普世主義的假設來進行的。在台灣雖然就形式上而言，我們已經有了一個自由民主體制，然而這樣的一個體制，就實際運作來看，仍然可以發現傳統儒家滲入了菁英以及民眾的想法和行為當中，我們或許可以把它稱為政治儒家（political Confucianism），具體而言，這究竟是甚麼，頗為值得研究。以台灣最近的例子來說，在2013年的「九月政爭」中就可以看到許多傳統政治文化的脈絡。當我和西方學者討論到這件事情的時候，發現他們對於許多內容是無法理解，難以想像的，這是因為他們沒有我們的文化系統，在這裡我們便可以看到文化對於菁英和大眾所產生的影響。如果我們處理的不是文化相關的議題，而是自然科學或是生命科學的現象，那麼跨越文化的理解便不會有任何意義的漏失，然而一旦文化構成思想和行為的基礎，那麼不去檢視文化，便沒有辦法理解附隸在文化上的各種現象。在台灣，文化的基礎很大一部份便是儒家。
上述的這些研究，都需要對於儒家倫理加以清楚地詮釋，使其能夠具有清晰的當代意義，並且成為可以運用的概念。因此儒家的政治意義是首先需要釐清的。有了紮實的概念上的準備功夫，才有可能在理念上（包括方法、價值、制度）與經驗上展開對於儒家的政治學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