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地區的本土心理學經過三十幾年的發展，已經清楚認識到：心理學的發展經歷過三次大的典範移轉：行為主義以實證主義強調的實徵研究作為基礎；認知心理學以後實證主義的先驗理念論作為基礎；本土心理學則是以批判實在論主張的先驗實在論作為基礎。在全球化時代，發展本土心理學的目的，是要依照文化心理學「一種心智，多種心態」的原則（Shweder et al., 1998），建構既能反映人類共同心智（universal mind），又能說明特定文化中人們心態（mentalities in particular cultures）的「含攝文化的理論」（culture-inclusive theories），克服現代心理學之父Wilhelm Wundt（1832-1920）未能以科學方法研究文化的難題，並整合Vygotsky（1896-1934）所主張的「意圖心理學」（intentional psychology）和「科學心理學」（causal psychology）。
用作者主張的研究取向分析儒家思想，建構「含攝儒家文化的理論」，便可以重新評估韋伯關於儒家的學說。韋伯（Max Weber,1864 – 1920）和涂爾幹（Emile Durkheim,1858 – 1917）、馬克思（Karl Max,1818 – 1883）並稱為古典社會學三大家，他們的著作對西方社會學有十分深遠的影響。韋伯一生治學的主要旨趣，在於探討：「近代資本主義興起」的原因，並試圖用近代歐洲理性主義的興起來回答這個問題。在其名著《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Weber, 1930/1992 ），韋伯認為：基督新教對於合理性的追求是產生資本主義的文化因素。為了支持這樣的論點，他又從比較宗教社會學的觀點，發表了一系列的著作，包括《儒教與道教》，《印度教與佛教》以及《古猶太教》，認為其他宗教的「經濟倫理」不像基督新教那樣地與資本主義相契合，所以無法產生近代西方理性的資本主義。他原本還計畫討論回教，但宏圖未成，即已去世。
韋伯在描述中國的社會結構時，係探用「理念型的研究方法」(ideal type approach)，他打破時間的限制，隨意引用不同時代的材料，來描述帝制中國社會的「理念型態」。這種作法曾經受過不少批評，可是，韋伯認為：1911年滿清王朝覆亡之前，中國社會結構的主要面相大致保持穩定，因此，他可以採用這種「理念型的研究方法」來研究中國社會。
韋伯將基督新教視為一種「文化系統」，建構出其「理念型」（ideal type），再以之作為參考架構，用「文化對比」的方法，研究儒家倫理，犯了「歐洲中心主義」的謬誤。更重要的是：他在研究儒家倫理的時候，並不是把儒家倫理看作是一種「文化系統」來加以分析，而是在「社會和文化交互作用」（socio cultural interaction）的層次上，研究儒家倫理在中國不同歷史階段中的展現，犯了「鎔接的謬誤」，但他卻成為西方社會科學界以「東方主義」（Orientalism）從事中國研究之濫觴（Said, 1978）。
儘管韋伯的中國研究有這樣或那樣的缺點，由於韋伯的「歐洲研究」為他帶來了極大的聲譽，也塑造出他無與倫比的學術聲譽，他對儒家倫理的分析因而對西方漢學家的中國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受他影響的西方漢學家甚至形成了所謂的「韋伯學派」。同時也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學術界。二十世紀初期，許多中國知識份子親身體驗過舊文化和舊傳統的壓力，他們的學養不足以讓他們以理性的態度對儒家思想作客觀的分析，因而跟著國際「學術主流」隨聲附和，造成「聚蚊成雷」的效果，甚至影響了中國歷史的走向。
因此，作者決定撰寫一本書，題為《盡己與天良：破解韋伯的迷陣》。一方面批判韋伯的關於儒家的學說，一方面作為華人社會科學研究的基礎。
